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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些年那些事主题曲

转自：邯郸日报

王富河

我1984年元月担任涉县团县委书记，进入涉县县委大院，2003年8月在涉县县委副书记任上，调市委政法委工作。其间，除在担任涉县纪委副书记时，1992年到固新镇挂职党委书记不足一年外，在涉县县委机关工作长达二十年时间。

虽时过境迁，然而，当年县委机关干部、职工的工作、生活、精神风貌、工作作风及人际关系等，至今仍然历历在目，记忆犹新，每念及此，仍感温馨。尤其上世纪八十年代，那些年，发生的那些事，我总想用文字记录下来。

伙房门前小石桌

1983年底以前，涉县县委、人大、政府及政协，包括县委各部门、政府的大部分职能部门，同在城西街中段路东（现涉县第四中学对面）的一个大院内办公，也称“县委会大院”。后来随着人员的增加，机构的扩大，原大院的办公用房日趋紧张，1982年又在路对面的第二招待所院内建一栋新楼（现涉县第四中学），1983年底县委及各部门搬入新楼办公。我到团委任职时，县委刚搬入新址。

县委搬入新址后，机关伙房必不可少。当时机关干部大多为“一头沉”，就是本人在单位上班，家属子女为农业户口在农村参加生产劳动。紧临县委北侧为印刷厂，靠近县委围墙有印刷厂几间仓库，经与之协商，腾出两间仓库，一间盘上灶台，支起案板就是厨房操作间，另一间房顶拉上纱布以防灰尘掉落就是餐厅。其实餐厅既没有餐桌，又容纳不了几个人，主要是一个排队买饭的地方，院子里有几块用砖支起的水泥板，就是吃饭的餐桌。县委机关干部和印刷厂工人共用一个伙房。领导干部没有专用小食堂，县委书记和机关干部职工、印刷厂工人一样，也得站在那里排队买饭，都是一样的饭菜，也不会少掏一分钱。有时候大师傅看到书记排在后边，示意递过去碗先盛，也会被书记婉言谢绝。原县委书记武永昌的老伴家住在曲周农村，农闲时偶尔来小住几天，都是来时在老家带点小米，早晚在食堂买两个馒头，买几分钱的咸菜，用小电炉在办公室熬点米粥，老两口坐在一起，吃得津津有味。

接替武永昌担任县委书记的是程鸿飞，从省直机关工委调来，是部队转业干部，工资较高，家里生活条件较好。而机关食堂每天早、晚都是馒头、窝头、玉米面糊糊加咸菜，中午是、面条加土豆、白菜熬的大锅菜，程书记刚来时不习惯，就另外交钱让大师傅炒个鸡蛋。在大家看来，这已经十分奢侈，尽管自己出钱吃得好点，印刷厂的工人还是在背后议论书记有钱生活特殊。听到议论后，程书记决然改变生活习惯，一起排队买饭，吃一个标准的饭菜。

开饭了，去得早点儿的人，可围坐在水泥板餐桌周围，去得晚了，只能在院内靠墙蹲下。大家边吃边聊，天南海北，东拉西扯，大到国家大事，小到鸡毛蒜皮，奇闻轶事，无所不及，神吹瞎侃。一顿饭下来，一般都在个把小时。有的不午休，还要摆上象棋厮杀几盘。

“衙门”面向百姓开

县委大门口设有门卫，也叫传达室，由两位退休老人值守，主要职责是早上开门，晚上关门，打扫大门内外卫生，收发报纸信件。平时更多的是为老百姓办事提供咨询，比如，告诉来访者哪个单位办公室在几楼之类，没有阻止老百姓入内和拦截上访的职责。

老百姓到县委反映问题，县委领导的办公室都可以推门就进。机关干部见领导，更没有预约、经秘书同意的程序。

当时，干群关系和谐，大家不太关注领导，只是埋头干好自己的工作。领导平易近人，出行与平常人无异。有时候，领导在楼上忙累了，想活动活动筋骨，就下楼来和同志们聊聊天。晚饭后和同事们下下象棋。

团县委、县科协两个单位为一个党支部。一次，组织党员学习，人还未到齐时，几个人在聊天，突然电话铃响起，科协副主席张凤英拿起电话，“喂，你找谁？”电话那头说：“我是武永昌，刚才一个人来办公室卖菜籽，你们帮助他统一联系一下，别让他各个办公室乱跑，影响大家办公。”张凤英赶紧回答：“好的，武书记。”刚放电话，本单位李宪禄同志走进办公室，一脸不高兴地说，“咱们从农科院联系到一种优种萝卜籽，我去二楼，到一个办公室有个老头，我一片好心看他要不要，他倒说不要到各个办公室乱跑，影响机关办公，真是不知道好歹。”张凤英问，你不知道那是谁吗？李宪禄说反正是咱们县委机关的，上下楼经常碰到。凤英说，“那是武永昌书记呀！”李宪禄说：“他就是武书记呵。”

程鸿飞担任涉县县委书记时，一次从办公室出来，准备下乡调研，在办公楼前恰遇上访老户王小三。王小三向书记反映问题，程书记看其一时也说不清楚，就与他商量换个时间再说，小三说，我来一次不容易，来了也不见得能碰上你，还是今天谈吧。程书记一听也是，索性推掉其它公务活动，转身进县委办公室取来两张旧报纸，递给小三一张，两个人把报纸铺在大楼门口的台阶上坐下，头碰头，面对面，小三从自己年轻时因大哥结婚，嫂子要的财礼太多，导致英俊潇洒、一表人才的自己没钱娶媳妇，而断子绝孙，一直到大跃进时因自己不愿参加劳动，公社办“学好班”让自己劳动半个月没给报酬。整整三个小时，王小三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才说到1960年。程书记听得认真，问得仔细。不了解情况的人，还以为这两位是久别重逢的老友，在促膝交谈。

县委书记的小公交

1980年我在合漳公社当农业技术员，与管委主任师德贵一块分包白芟村，这也是县革委副主任杜二山的联系点，他来村蹲点调研大多是乘坐公交客车，很少有小车接送。他和我们一样，经常住在村里，在老百姓家里吃派饭，一天交三毛钱一斤二两粮票，白天下地参加劳动，晚上同我们一起睡在原来是个大庙的大队部的土炕上。

那个时候，从县城到西达是标准不算高的柏油路，而西达到合漳是简易公路，客车能勉强通行，但弯多、弯急、坑凹不平。有人数过，仅台庄至黄龙口就有132个弯。晴天客车通过尘土遮天蔽日，下点小雨，便道路泥泞，不能通行。所以通往合漳的客车很不规律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。天上只要有点乌云，客车只到西达就不敢继续前行，不然一旦有雨，车就会陷在泥里，毫无办法。我老家是龙虎公社王家庄大队，每次回家，只能利用每月8日到县农业局开例会的机会，顺便拐拐，单程整整一天时间。去时从县城坐通往邯郸的客车到鸡鸣铺，步行15华里到家。返回时步行20华里到西戌坐客车到县城，因为鸡鸣铺不是车站，下车没有问题，上车就很不靠谱，客车来了是否停车，那就要看车上人多人少和司机的心情了。

1982年我在河南店公社会里村蹲点包村。麦收时节的一天，县人大常委会老主任张学书一人拄着拐杖，头顶炎炎烈日，步行到了村里，了解三夏进展情况。我说张主任这么远的路程，你也不让小车来送你一下？张主任说，我现在不是太忙，步行走走，看得多，听得多，更便于了解情况，他们年轻人（指县委、县政府领导）事多，车尽量让他们用吧！

1989年河北日报曾经有一个报道，题目是《县委书记和他的小公交》，讲的是涉县县委书记程鸿飞乘车下乡途中，遇到步行的老乡都要捎上一程，尤其是对老弱病残更是格外关照。如果他没有急事都会绕道送送，所以每次出行车上都是满员。

改革开放之初，涉县有一项政策，知识分子家属可以“农转非”。孔祥江同志学校毕业后回原籍魏县一所学校任教，为了解决家属和子女的户口和就业问题，主动报名到涉县工作，安排在县委宣传部。一次到邯郸开会，返回时在汽车站坐上客车，正好一位同学从车前路过，孔告诉同学已调涉县县委工作了。车开后，坐在他身后一位身穿带有油污军大衣的中年男子，拍了一下他的肩膀问道，你在县委哪个部门？孔十分惬意地答道：县委宣传部。“我也在涉县县委工作，你认识我不？”孔祥江认真端详了一下，有点面熟，在大院经常见，但一时想不起来是谁，毕竟才来两个多月。看穿的衣服像食堂大师傅，但在食堂吃饭，三个大师傅已经熟悉了。再看，也不是小车司机，县委机关只有两辆小车，两个司机在院里经常见，也不是。他脱口而出：“烧锅炉的？”对方摇头。“修理工？”对方又摇头。孔祥江想：也不是电工，电工老赵我们两个偶尔还下盘棋，那这个人是干什么的？对方看他实在想不起来就问：“你知道不知道葛双庆？”孔祥江恍然大悟，“哎呀，葛书记！”（县委主管组织的副书记），顿时面红耳赤，羞愧难当，他怎么也想不到县委副书记来邯郸开会也和自己一样坐客车，而且看穿着怎么也像是锅炉工或大师傅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整个县委大院只有一辆北京吉普，后来增添一辆三菱面包，承担着县委领导和县委各部门公务活动用车的主要任务。但小车在车库闲置的时间很多，县委各部门，甚至各常委没有特殊情况很少用车。县内活动除少数几个公社通公共汽车，大家坐公交出行之外，其余多以步行或自行车为主。

春节前是两辆小车最忙的时期。机关的大部分同志都可以享受一次坐小车回家过年的待遇。大家几个人一路，连人带置办的年货塞得满满当当，一路颠簸，虽然挤得不舒服，但心里却溢满幸福。

人民公仆高喜顺

高喜顺，1928年生于偏城镇小交村一个农民家庭。从小身患残疾，历经艰辛与磨难。12岁参加农会，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担任村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。领导青年开展抗日斗争，积极参加土地改革，敢于斗争，不怕牺牲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长期担任县委领导职务，并曾代理县委书记。他一身正气，两袖清风，一心为民，荣辱不惊，靠着一双残腿，凭着顽强毅力，跑遍了涉县的山山水水，哪里艰苦就到哪里，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他的身影。肩背粪筐（路上看见牲畜粪便都要捡起倒进田里）是他出行的标配。关于高书记大公无私、清正廉洁、扶危济困、一心为民的很多故事在涉县广泛流传，在老百姓心目中，高喜顺就是党的化身，神一样的存在。直至后来每当我看到“一心为公”“人民公仆”的字眼，在脑海中自然会浮现出老书记高喜顺的形象。

原西达公社党委书记陈文华回忆，1963年发生历史上罕见的洪涝灾害，清漳河流域受灾尤其严重，交通、通讯瘫痪，乡、村都成了孤岛，一天高书记拄着木棍，翻山越岭满身泥水一瘸一拐到了西达，察看灾情，慰问受灾群众，指导抢险救灾。干部群众看到高书记到来，眼含热泪，像受了委屈的孩子看到了家长，在孤立无援中找到了依靠，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，坚定了大家战胜困难信心和决心。很难想象那时既无涉林公路，更没有西达大桥，高书记拖着残腿，不知走的哪条道，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到西达的。随后他又马不停蹄只身赶往合漳和太仓。

1982年秋，我还在农业局工作，局长安排我陪时任县委副书记高喜顺下乡调研、督导秋收种麦进展情况。我和农机局一位技术人员，还有县委办公室一位同志，与高书记同乘一辆吉普车到马压社。在公社书记崔伏虎陪同下，不仅深入到村，而且到田间地头，实地察看，座谈了解情况。返到公社已经中午，崔伏虎说，“出门时已经给你们报饭了，就在这里吃饭。”高书记问：“中午吃什么饭？”崔答：“书记很长时间没有来了，今天咱们改善一下生活，吃水饺。”高书记一听说吃水饺，立即招呼我们：“咱们回去还有事，赶紧走了。”上车后高书记说，“这是专门给咱们做的水饺，这个便宜不能沾。”如果回县城，机关食堂已过饭点，街上又没有饭店，我们只能饿着肚子。路过偏店公社，高书记说，进去看看还有饭没有？进到院内，机关干部刚吃过午饭，围坐在食堂门口的水泥板餐桌周围，面前放着空碗在聊天。见我们进来都站起来问候，高书记问，食堂还有饭没有？公社书记江天来面有难色，说：“我们刚吃过饭，今天中午吃的面条，锅里可能还剩点碎面条，也泡成糊糊了。”高书记说行，有点就行，就在这里吃饭。我们每个人吃了多半碗糊糊面条。我们还没放碗，高书记已经去交清了连同司机我们五个人的饭钱。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和县委领导直接交往接触。

高书记对国家、对他人、特别是对困难群众慷慨大方，对自己、对家人又异常吝啬。文革中受到迫害，恢复工作后补发的工资他全部交了党费，邢台地震、唐山地震、汶川地震、涉县洪灾、南方水灾他都倾其所有，毫不保留积极捐款，帮助过的困难群众更是不计其数。但自己吃的是糠糠菜菜、粗茶淡饭，穿的一身衣服穿了又穿，补丁摞补丁。他自己是离休干部，医药费全部报销，但老伴大灾小病就是五毛钱药片也必须自己付钱去买，绝对不沾公家一分钱便宜。